宋金波
多数时候，豪车事故不仅是“速度与”，也是“速度与悲情”，而且往往伤及他人。老百姓(603883,股吧)对一场事故是否倾城倾国固然津津乐道，却更在意身边的潜在杀手，何况，对“炫富行为”，国人通常本能地反感。
所以就有了类似文章：“要让飙车现象得到防治，还需提升市民的安全责任意识，不能把的生命当成儿戏，摆脱某些富二代、官二代存在的用钱就能摆平一切的侥幸心理。健全道交通法律法规，加强监管力度，都不能松懈。还应完善法律机制，加大制裁力度，方能达到预期效果。”
然而，即便“攀比”心理使更多富人加入飙车族，这种影响也是有限的。如果飙车行为的主要动力来自时尚与攀比，我们今天所见飙车引发事故，只怕要翻好多倍—但事实并非如此。
与其说哪些因素导致飙车，不如说哪些人容易飙车。心理学家称，改装飙车人群的人格类型在十六类人格特质中属于“T形人格”，喜欢追求刺激。这或许能用每个人的多巴胺系统来解释。多巴胺是一种神经介质，多巴胺的量不同、在神经元间传递信息的快慢不同，寻求刺激的也就不同。对于最喜欢寻求刺激的人，多巴胺能使他们达到一种真正如痴如狂的状态。心理学家把这类行为称作“追求震撼”，而一系列的生理和心理因素在其中发挥了作用。比更需要多巴胺刺激的人，一般更能承受“追求震撼”可能带来的生理、社会或钱财等方面的风险。美国科学家研究表明，对多巴胺的需求差异，又与人体一元胺氧化酶B含量有关。这种酶是分解多巴胺的化学物质之一。体内一元胺氧化酶B越少，追求刺激的可能性就越大。
一个群体也因此成为飙车癖好重灾区，那就是青少年人群。美国心理学家最新研究表明，儿童对励不十分，虽却能不同程度地，青少年因纹状体区域发育完全，所以对励与一样。但他们由于能这种反应的大脑前额叶未完全发育，所以可能不大容易做到像那样产生反应。由此，青少年比儿童或成年人更易冲动地去尝试冒险，例如飙车、抽烟、喝酒。
另一项医学研究发现，有驾驶记录的人，在社会认知和共情能力的大脑颞叶部位比较不活跃。颞叶活跃的人，拥有更强的共情能力，也更加在意他人。那些不顾他人生命的飙车党，则缺乏共情能力，不在乎他人。
还要考虑到5-羟色胺的影响。5-羟色胺是一种传递神经信号的物质，许多抗抑郁症药物都含有这种物质。如果大脑中这种物质含量较低，人就比较容易冲动，作出一些不甚至是很的事情来，当然，包括飙车。
调查还表明，即使人们不也不冲动，完全清楚某些不健康的、甚至是玩命的习惯所包含的巨大风险，仍会偏向虎山行。人类容易过低估计风险，而过高估计自己的预期成绩。专家们把这种现象称为“乐观倾向”。
因此，飙车不是或者炫富的结果。导致飙车行为的，要么是生理因素，比如多巴胺水平、5-羟色胺水平，颞叶活跃程度，以及青少年发育的差异；要么是普遍的心理因素。和很多趋向极端行为的人一样，飙车人群的比例很可能与国家、制度、人种、无关。美国有“土产”的极端，而福利主义的挪威也出现了扫射人群的冷血杀手。人们可以惩罚这种行为，却无法排除这部分人群。
新闻中飙车常与豪车一并出现，确实容易引发“炫富”的观感。但事实上很可能在任何人群中，5-羟色胺在大脑中含量低的那部分人的比例都差不多，只不过因为飙车与改装的成本门槛，使飙车看起来更像富人无聊而不负责的疯狂游戏。
每一部动作中若没有一段风驰电掣的飙车镜头，简直已经失败一半。而《速度与》前男主角保罗·沃克死于飙车，也极具暗喻色彩。无论是在行为上还是在心理需求上，都别指望一个正常社会能完全消灭“飙车”。
大部分社会所处的正常区间，无法接受这一的成本，特别是对个人生活严格控制导致的社会。以中国为例，在1980年代以前，飙车不会（广泛）出现，在更早，中国还消灭了。飙车能够存在，必然是社会不选择以全面控制来“清污”的结果之一。
1986年，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风险社会”概念并构建“风险社会”理论，为抽象犯进入刑法提供了理论基础。抽象犯的意思就是，不必等到你造成危害，只需根据经验，一旦你一作出某种姿态，比如醉驾，就已经有罪了。飙车者本质上属于抽象犯。然而，多个国家经验表明，“抽象犯”这个概念有被的可能，形成了某种困境。
尽管不能指望简单的来消灭飙车行为，却不妨碍以提升社会管理手段的水平，来减少飙车带来的损失。以美国为例。美国目前拥有汽车改装配件厂及服务机构一万多家，但汽车监管非常严格。汽车修理厂准入制度也极其苛刻。这都可以避免一些不负责任的改装现象发生。
而国内改装车市场，由于政策不明朗，改装市场商业化只能躲在“非法”帽子下发展，结果是不够专业、缺乏行规，造成的事故隐患与监管困难，反而大大增加。在交通安全领域，现有法实际上很难完成它应有的。这与电影分级制度未能推进导致的结果如出一辙。应对飙车，不但需要“”及依法，也要及早“办法”即推进优化立法，比如说，增加对飙车措施的层级，使其尽可能减少风险，而又具有良好的现实操作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