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圆桌
□叶祝弟
今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诞生100周年，6月19日-21日，“现代化与化现代——新文化运动百年价值重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此次会议由上海市社联《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等联合主办，来自18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皇家人文历史与考古学院院士教授罗多弼、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杜维明教授、大学陈平原教授、四川大学教授罗志田、上海大学王晓明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王宁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王家范教授等分别发表见解——
杜维明[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
的“仁”背后是同情
回想这100多年来，不管它的激进主义，它的反传统，“孔家店”，这些非常极端的话语，甚至提出要废除汉字，要把汉字拉丁化，彻底把中华文化的根斩断……即使如此，我内心的感觉和五四有一种息息相关的，一种非常亲密、亲切的情怀，主要的原因就是后面确实是一个强烈的爱国主义，用中性的话说就是民族主义——认同这个民族。所以，我觉得应该回到轴心时代，就是周孔时代，来反思这个民族文化传统非常核心的内在的一种动力资源，它的根是什么？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传统能不能承继的问题，中华民族能不能成为世界文化中间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认同是不是的、多元的，是不是有反思能力的，乃至中国的经济发展能不能导致，乃至人民生活各方面价值能够开展，这些大的问题都是重要的问题，但是没有比中国人——活生生具体的人更重要。所以这个问题就牵涉到人文主义的问题，而这个人是什么，我特别强调文化中国人，不是一个简单的族群和种族观念，这个人是包括、港台、新马和海外华人，甚至包括一大批认同中国文化、愿意了解中国文化，甚至不懂中文，甚至不一定和中国文化有任何内在联系的人。
展现在孔子的中间，最重要的就是，发展起来就是我们讲的主体性。假如我们认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没有，只有社会性，这是一个曲解，但是这个绝对不是个人主义的，很明显它是的、多元的。
韦伯说现代就是铁笼，而且铁笼的出现正表明了资本，的资本，了效率，了量化，各方面的过程，把更深刻的很多人的价值被边缘化，被摧毁。中国的选择或者的选择就是仁，而这个仁的后面所根据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同情。亚当·史密斯说过，没有同情的社会是成为一个的算计，这个社会有非常大的好处，特别在科学技术方面有特别大的好处，但是它有一个特别大的缺失，而这个缺失是致命的，没有同情的是不行的，而同情的本身不是反，不，是一个深刻的，比如说人情世故有很多的合，就是。
陈平原[大学中文系教授、中文大学教授]：
晚清以降也有一个伟大传统
五四运动的规模其实不大，持续时间也不长，为何影响能如此深远呢？
第一，五四运动的当事人迅速经典化，其证明的价值得到了后世读者的广泛认可。
第二，五四运动也有起承转合，但是动作的幅度和戏剧性明显不如八年抗战那样激烈，但后者黑白分明，发展线索和维度相对单纯，不像前者那么变幻莫测、丰富多彩。我用三个词来描述五四的风采，第一是泥沙俱下，第二是众声喧哗，第三是生气淋漓。
第三，五四运动的意义某种程度是阐述出来的，一代代中国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断地和五四对话，赋予它各种历史意义，邀请其参加当下的各种社会变革，正是这一次次的对话、碰撞和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思想格局。
如何激活传统？中国人说传统，往往指的是永远的过去，其实晚清以降的中国文化、思想、学术早就构成了一个新的传统，也是一个伟大的传统。
罗多弼[皇家人文、历史与考古学院院士]：
现实并非经典
虽然背景和理由不一样，但是认为中国为了现代化需要抛弃以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的主流这种思想，在很长时间也是属于一种学术正统。面临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时，人中国人的出发点不一样，对人来说，主要是一个学术问题，思考这个问题可以采取一个比较冷静的态度，对中国人来讲，这个问题又涉及中国的问题，以及他们自己归宿认同的问题，抛弃传统文化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在我的心目中，王国维先生的命运就是一个很明显也很可悲的例子。
需要记得胡适、陈独秀、蔡元培等人的意思并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全是垃圾，相反，他们愿意文化传统中他们认为特别宝贵的东西，比如胡适很重视儒学，并没有儒学，他也很重视古典小说，胡适等人愿意用新的眼光看传统，他们愿意取精去糟，尤其是胡适看待传统文化方面是一个，也许可以说他的一些想法现在过时了，但是他在诠释传统的很多方面，特别在思想和文学方面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新文化运动的最重要对象是传统思想，而这一传统思想是以为中心的，因此最重要的口号是孔家店，当时的可以理解，也有一定的道理，的确是传统体制的思想砥柱，也是现代化的阻力，但是现在也可以说新文化运动的有的时候太笼统，太极端，当时的主要是现实存在的，而不是文献原来所表现的思想，当时不少人认为现实存在的就是儒学经典文献的真实表现，现在我们100年以后来看这些问题，就会觉得这个论点太简单了，太了。
王宁[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
一种世界人文主义目标
近几年来，从文化和人文主义的视角出发，或者按照海外汉学家现有的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始于1915年。正是在这前后，一些杰出的中国知识已经在自己的文学作品或著述中提出了“人的文学”的观念，因而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人文主义方向。这显然是在中国的语境下对人文主义这一来自欧洲的概念的创造性运用。
我们都记得，2008年的奥运会有一个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也就是说，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民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尽管在不同的地区和大洲有着不同的文化习俗和教。可以说，如果我们能够按照多元取向的世界主义观念去思想和行动，这个世界就将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战乱，保持永久的和平就是完全可能的，人类也就将永远生活在和平和幸福的中。我认为这应该是一种世界人文主义的最终目标。
王家范[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新文化并非凭空掉下来
新旧的断裂是谈论新文化运动的热门话题。但以科举废除、新学堂创设而论，就我所阅读到的材料，似乎是新的知识大量补入，旧的知识并非完全遽废。为什么新文化必须靠废旧立新方得成立？我不能理解。而且，也不甚相信新文化有可能脱离旧文化凭空从天上掉下来。任何断裂旧文化基础，悬空托出新文化，几乎是一种虚幻的狂妄。不说文字仍是汉字，识字实际离不了古代“小学”的老底，什么部首、形声等等。你说，白话文若离开文言文的活用，词汇的枯燥是一定的，那还有什么文化的美感可言？新诗更是如此。
像“二朱”（朱文鑫、朱文熊）事例，在江南市镇中可以找到许多许多。这是一大拨人群，比起那些生产“新思想”的少数“精英”，他们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大众”，却常常被研究者遗落在“底层”。由此，我觉得新文化史的研究虽然离不开个案，但是否应该把个案的数量和关注面扩展，再多扩展点，把相关的背景搞得更丰富些，更全面些？或许，我们因此也就可能纠正某些不应有的错觉或成见，使之更加接近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