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是学科建设的重要依据。1983年以来的历次学科调整,历史地理学经历了一个由既作为地理学,也作为历史学的二级学科,到一律列入历史学的过程,而现在又是作为中国史的一个二级学科了。这样的学科归属现状显然不利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本文在回顾历次学科调整对历史地理学所产生影响的基础上,通过对历史地理学学科性质的重新审视,探讨了在最新一次学科调整背景下历史地理学如何获得发展的问题。
1950年代,胶东渔民在迈出传统生产模式的同时,也了搏击海洋风暴的新历史。技术与工具革新把渔船推向远海渔场,增加了渔民恶劣天气的。与此同时,现代科学和知识宣教改变了传统应灾模式,受到培训的基层人员领导了救灾活动。这段历史具有创造性特征:首先,风灾作为客观事件,是开发者的步履与传统生产模式之外的相碰撞的结果;其次,风灾成为推动社会重构的契机,人们在搏击风暴过程中产生了观念与行为的转变。
明天一阁刊今本《竹书纪年》言郑桓公居洛,伐鄫,居郑父之丘,经由对此三事的详考,可推桓公初居之洛在今陕西洛南一带;幽王初桓公伐鄫,即《国语·郑语》史伯所说的缯,亦即曾,地近今河南南阳一带;因伐鄫之功,桓公立为诸侯,都郑父之丘,故国名郑,其地可能近于今陕西渭南华州区一带。故今本《竹书纪年》所载桓公立国事与《国语》《史记》《汉书》之说实微异而大同,未必纯出,可为探讨早期郑国史地问题提供一重要参考,对解读简等新出土文献也不无帮助。
郇为周初姬姓封国之一,两周金文作筍,文献则作郇、荀。郇之初封者为周文王子,封地在今陕西旬邑附近。西周时期,郇与周都镐京附近的姞姓国间有着长期的联姻关系。在周末犬戎不断的情况下,郇国随之东迁至今山西新绛县三泉镇席村一带。东迁后的郇先与晋小曲沃伯交好,后又与晋大晋侯亲近,终为并晋后的晋武公所灭而赐大夫原氏黯以为采邑。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陕南地区史前考古遗址的分布特点及其文化内涵进行综合整理和分析,认为最迟在距今60万年前陕南就有人类活动,是中国早期史前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陕南地区史前文化遗址星罗棋布式的广泛分布和文化类型的多样性,则表明这一地区早期人群流动的频繁及其与多种族群活动之间的某种内在关联。旧石器时代在陕南活动的主要是以汉水上游和南洛河上游旧石器文化为代表的两大人群;新石器时代早期,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人群进入陕南并在此活动;至新石器时代晚期,陕南则呈现了以黄河中游流域为主的华夏族群先民和以长江中游流域为主的三苗族群先民交互影响的态势,而巴族先民的文化因素也开始在陕南,从而为陕南地区早期文化和族群的多样性及其相互交融的基本格局奠定了基础。
秦始皇在平灭六国、南征北战以后,形成了空前的大帝国。为了来之不易的西北领土安全,秦始皇将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的长城加以修葺,形成了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的万里长城,在西北地区主要是修葺战国时期秦昭王的长城,同时又修建了临洮以北,经过榆中到、的长城沿河防御体系,当时的修建方式利用洮河与黄河的水因河为塞,修建一条线性防御工程。说甘肃没有秦始皇时期长城的观点是需要商榷的。
林木资源是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中使用最为普遍的物质。秦汉时期是中国林木资源全面开发利用的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古代利用自然林、栽培经济林,使之成为人民生计的重要来源,形成以园圃制为基础的农林复合经济模式。在商品经济刺激下,木材及林副产品成为大货物进入到各阶层生活之中,林木资源商品化已达到较高的程度。因此,林木资源亦成为国家财富的重要来源,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秦汉时期得到全面实现,可以说天下资财半出于材。林木资源的开发利用,呈现出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多重历史面相,并对古代中国物质文化和文化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古代罗马城和汉长安城的给排水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城市管理观念、技术选择等方面的差异。根据相关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对后期、帝国前期的罗马城和西汉时期长安城的给排水系统进行比较,从给水系统来看,罗马城的给水系统主要是一条条各自的引水渠道,而长安城的给水系统则是一个由自然水源、人工渠道、人工湖泊交错构成的网络;给水工程都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及较高的科技工程水平做支撑;罗马城的高架引水渠相较于长安城的地面水渠要卫生很多;同时,两座城市的水功能和水景观也有所不同。从排水系统来看,与汉长安城相比,古罗马的排水系统并不统一,排水设施较为私密化,能有效防止渗漏。在城市给排水系统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方面,古罗马与汉长安迥然不同,也展示了东城市管理观念的巨大差异。
北宋要求缘河地方知州、通判两月一巡堤,后改为一月一巡堤,虽秩满也需待水落时方可离任交接,县令及佐官需定期轮流巡河,转运使巡河期间不得委任它职。在黄汴河沿岸设都大巡检河堤使,置埽所、铺屋,由主埽使臣带领埽、铺兵负责日常巡查任务。在汛期,立木为水则,监测水情,所有巡查人员进入高度警备状态,严禁擅离职守,也亲临现场或遣专员坐镇巡查指挥。北宋在河道巡查管理中通过加强对的责任追究、惩治盗伐防护林、侵堤坏堤、抢劫者及救助落水危溺等,保障了河道的正常运行。
方志是区域佛教历史的直接反映,以元代行政区划为基础,依据《大元大一统志》和元代地方志,结合《大明一统志》,对元以前时期和元代建修的情况进行整理分析,指出影响该时期分布的经济情况、信众基础和民族格局等要素,充分反映元朝分布的历史继承性和区域不均衡性特征。
清代治边、防边讲究守在四夷、树表捍边,中法战争后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原本辅车相依的南疆藩篱一变为卧榻之侧的敌国,传统观念却仍然左右时人认识。战后中法勘分中越边界,清为阻法国进逼边境,在如何分画边界问题上始终纠结瞻顾,勘界过程纠葛不断,由边界划留隙地到争取新界,最后始定一线为界。时人观念也由开始竭力避免与法国为邻,演变为守定现界、与法方争利,此一时期也成为国人近代边界、边防观念形成的重要时期。
本论文利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刊和论文集》等资料对与近代中国和南亚关系史密切相关的喀喇昆仑通道的探查测绘进行研究,讨论19世纪英人探索该通道的动机、方法及其有关新疆南部和中亚的知识演进过程,尤其是以摩尔克罗夫特、海沃德、罗伯特·肖、印度测绘项目和福赛斯使团为代表的英属印度军、政、商、学界人士以现代方法探查测绘该通道及其北部地区的过程,以及探查测绘对英俄两国地理学家建立中亚地缘理论的重要意义。文章认为,英属印度和个人在获取地缘利益、开辟贸易和完善中亚知识体系三大动机的下,于19世纪运用现代技术对喀喇昆仑通道进行了持续和系统的探查测绘,不但使该地区的地文和人文状况公之于世,更把中亚和新疆深度纳入英俄霸权争夺和亚欧地缘竞争的理论构建之中。
时期是西安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过渡阶段,作为城市发展先导性基础设施的道系统,也在这一时期实现了由马车时代向汽车时代的转型发展。本文的前三部分内容即是对这一转型发展过程的系统梳理,包括前期(1912-1930年)西安城市道系统的初步变革、筹建陪都西京前期(1931-1938年)碎石马系统的建立、全面抗战爆发后(1939-1941年)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对城区道系统的勉力维持和后期(1942-1949年)西安市政处—西安市治下道系统演变的尾声四个阶段。第四部分内容按道系统的组成对碎石马、煤渣、碎砖及主要土在城区的分布进行复原。最后结合前文的论述对西安道系统演变的近代化表征进行探讨,以期促进西安城市转型发展研究的深化。
晚清至初年,随着开埠通商和米市的兴起,芜湖的城区范围也在不断扩展,同时受到地理的制约,新拓展的城区主要分布在城西沿江地带,城市空间形态由传统的沿河带状分布演变为以河口中江塔为中心的L型新格局,并逐渐向沿江拓展,发展至今,芜湖已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江城。分析演变过程背后的原因及其关系,发现在近代芜湖城市空间形态演变过程中,城、港和市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保持着依存共生的复杂关系,共同推动着近代芜湖的发展,对三者复杂关系的深入探讨,对于近代整个长江沿江开埠城市的研究也有深远意义。
徐兆奎是一位在历史地理学、地名学、地理学史及地理教育上做出重要贡献的历史地理学家。本文梳理了徐兆奎的生平,分析了其在上述领域的主要贡献,希冀引起学界的重视,以此缅怀这位前辈知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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