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对于文化交流和学术研究的意义，就如同梁启超曾说的：“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所以，一部好的翻译书籍对于中国学术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自2014年起，何香凝美术馆与商务印书馆开展合作，预计将在5年内推出一套系统介绍艺术史和艺术史学的“艺术史名著译丛”。丛书由著名艺术史学者、中国美术学院范景中教授担任主编，由资深艺术史研究者和中青年共同精心翻译完成。力图全景式呈现现代艺术史学一个多世纪来的面貌和形态，为国内艺术史学研究提供全面详尽的资料、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同时也展示了中国艺术史学薪火相传的学术历程。
据何香凝美术馆副馆长乐正维介绍：“截止2018年1月，‘艺术史名著译丛’已出版8本，均获得不错的赞誉。”
近日，“何香凝美术馆·艺术史名著译丛”出版座谈会在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举行，带来其中6部新书首发：《艺术史》、《美术史的实践和方法问题》、《造假——艺术与伪造的》、《瓦尔堡思想传记》、《历史及其图像——艺术及对往昔的阐释》与《乔托的几何学遗产——科学前夕的美术与科学》。
除此之外，“艺术史名著译丛”还精选瓦尔堡、潘诺夫斯基、贡布里希、哈斯克尔、弗里德伦德尔、扎克斯尔、温德、库尔茨等世界一流艺术史家的艺术史学研究的经典论著约50种。
创办一个多世纪的商务印书馆，一直致力于继承中华优秀文化遗产及海外新知，引译出版了大量文化艺术类经典图书。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陈恒表示，“在引进域外文献和资源上，商务印书馆便是其中的开拓者。”
上世纪8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被称赞为“对我国学术文化有基本建设意义的重大工程”，这套丛书影响了当时一大批中国知识，其中就包括范景中。
范景中回忆：“当时读‘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时，一方面感激，另一方面也觉得遗憾。因为在这套按科目分类的丛书中，并没有艺术史书籍。”
但在历史分类中，却有一本至今研究文艺复兴还是绕不开的一部书，也是研究文艺复兴的第一本书。“如果把它作为一个学科来看，它就是艺术史的第一部著作”，范景中说道。现今，由他主编的“艺术史名著译丛”，既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有力补充，也是在艺术史学领域的延续。
商务印书馆始终将翻译世界先进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陈小文介绍，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成立时的定位便是艺术与时尚板块，“但在市场调研中发现，艺术史书籍中大多为艺术鉴赏类。而商务印书馆倾向于与学术结合，但市场反馈中，艺术史书籍恰恰卖得很好，所以当时很犹豫。”
同济大学特聘教授、长江学者孙周兴认为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以艺术作为突破口，是很好的选择，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主要是艺术与哲学，而艺术本身很广义，比如文学、音乐等，都属于艺术的大范畴。”
为把“艺术史名著译丛”做下去，在黄专向何香凝美术馆副馆长乐正维，谈到范景中老师已经选编好的书目时，乐正维意识到“这常了不起的学术工程，是值得努力为之奋斗的项目”，因此何香凝美术馆积极投入译丛的出版工作。
座谈会现场，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陈小文表示，“艺术史名著译丛”项目是的，目前虽计划出版50本，但期望能持续编译下去。
对于已出版的丛书，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戴燕非常认可，“商务印书馆有其做翻译书的传统，版权页、注释等信息很全，是可信任的。”鲁迅美术学院教授杨振国也认为“这套书由商务印书馆来出版，一定能够扩大它在整个学术界的影响。”
艺术史作为美术院校的一门课，实际上长期不受重视。杨振国研究艺术史30余年，在他的印象中，艺术史地位的回归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范景中老师等人系统的引进艺术史，并翻译出版帕诺夫斯基、贡布里希著名美术史大师、研究学者的著作，才引起了美术界的重视，也逐渐获得整个学术界的重视。
范景中认为：“艺术史学科虽诞生不到两百年，但在学术史上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戴燕也表示，艺术史其实与历史、文学等学科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为此，范景中解释，在经常将艺术史与人文学科联系起来，因为如果说人类文明由文字与图像组成，那关注图像实际上就是关注艺术史。各个领域研究到最后都向图像或者向艺术来靠拢，艺术最终会成为聚焦点，所以“艺术史可以作为晴雨表来体现一个国家、民族它的学术研究的水平。”
国学四大导师中的王国维、陈寅恪和梁启超也分别指出和强调了艺术史在中国学术上的地位。例如，陈寅恪审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大纲》时特别提出，要把研究的眼光跟艺术家鉴赏的眼光结合起来，梁启超也年轻学者要研究绘画史。
随着中国学术水平的提高，艺术史在人们心中起到的作用也会受到日益重视，而“商务印书馆代表着中国翻译最高水平的出版社，出版一套美术史的名著译丛，我觉得正好，是时候了”，范景中说道。
杨思梁曾说，书籍不读七遍不要翻译，所以“翻译之前首先要研究书籍讲的什么”，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教授杨振宇说道。
在翻译中，语言上的理解差异是难题之一。 例如，需要翻译出文章隐喻中的内在东西。上海美术学院教授陈平解释，有时候文章字面的意思还有潜台词，不但要把字面的意思翻译出来，最好还要把口气和潜台词翻译出来，那才能够到位。另外，意大利文里设计概念早期是指素描，如果指素描的时候，译成设计就看不懂整体意思。所以，“翻译专业术语需要很有技巧”，邵宏表示。
薛墨开始翻译《美术史的实践和方法问题》时，原以为的讲稿会比较简单。但在翻译过程中，“文章包含的内容思想很丰富，牵涉到当时以及整个美术史的一些方法和借鉴的评述，所以翻译起来非常难。”书籍中，薛墨将作者名字翻译为帕希特，因为在德语中的Pächt，两个点相当于一个音标，但是作者原名没有两点，所以最好翻译成帕希特。对此，上海美术学院教授陈平觉得，艺术史在史学上的功底也决定了这本书翻译的深入程度。
另外，《天津美术学院学报》副编审李本正提到翻译难题时也表示：“在原文里面语法结构比较清楚，译成中文以后中心词就不太明显。”但他觉得，除了语言上的差异，文章中提到的生僻词汇也是翻译过程中的一点。鲁讯就曾以“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来形容翻译的难。
李本正认为，虽然一些词语很偏僻、很难查，但是只要多想办法还是可以查出来。过去要手抄手写，有时候把人名、地名和难查的东西集中到一块，在图书馆呆一天。现在科技发展，资料比较丰富，足不出户就可以查到，“我们应该珍惜这个条件而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回会。”
中国美院史论系成立那几年，范景中等人几乎把贡布里希最重要的著作都翻译了出来。鲁迅美术学院教授杨振国回忆，范景中老师以一种教般的情感投入艺术史的研究、翻译和著述中，在当时年轻学生的心目中有着非常崇高的形象。
座谈会上，范景中谈到艺术史翻译现状时说道：“书籍翻译最难的问题是找不到好的，既累又不赚钱，还是不大计分的工作，怎么让人老老实实翻译。”
对接翻译工作上的无奈，《诗书画》主编寒碧也深有体会，如果遇到粗糙的，翻译出来的文章几乎就不能用。所以需要特别用心，把它作为一个职业来做。
“要对翻译工作具备一种感”，《天津美术学院学报》副编审李本得这是一位应该要有的心态。
让范景中欣慰的是，这套“艺术史名著译丛”的们觉得这并不是负担，而是在与语言搏斗、打交道的同时，丰富了内心，用邵宏的话就是乐在其中。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史论系主任、教授李宏与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殷凌云都认为，翻译艺术史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事情，最后能够出这样一套丛书，更常有意思的事情。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长江学者汪涌豪认为，因为们从事的翻译研究工作，正是处于学术的潮头，在学术史的普及上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也许将会如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教授杨振宇所说：“丛书一旦被商务印书馆重磅推出，这会是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是艺术成为国民教育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