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副省长李金柱上个月10号，我开始了已经准备了4个月的北欧之行。在最冷的季节，去被称为“世界尽头”的冰岛，看看另一种地球。
在哥本哈根待了两天后，13号冰岛第一天。因为冬天的冰岛面都是厚厚的积雪和冰，每天只有大约6个小时的天亮时间，不适合游客自驾，于是我们只能报旅游团。
13号那天我们的行程是蓝湖温泉，裹着浴巾在室内休息的时候，突然收到旅行社的邮件，冰岛明天将遇极端天气，所有行程紧急取消。
和客服确认后，明天整个冰岛的旅行社都不提供外出服务，我们问极端天气有多极端，客服说曾经一辆大巴在上开，直接被风吹翻了。
那天晚上，即使房子隔音很好，但依旧能感觉到风从各个缝隙里发出的嘶吼。窗外的树影不停摇晃，那么一瞬间，总觉得自己在某个恐怖片的剧情里。
14号天亮后，已经是冰岛时间上午11点，带来的速食我们早就吃完，为了预防第二天依旧不能出门，我们还是决定去最近的超市买点存货。
没有下雪，但地上的积雪厚的地方已经到我小腿肚，过天桥时感觉到的风力，就像有十几个人在推着你跑，相机拿在手上会有吹掉的风险。
我甚至怀疑90斤以下的人会直接被吹倒，上遇到当地人，被好心提醒赶紧回到室内，风很大地很滑非常。
买完储备粮之后我们就赶紧回到住的地方，每半个小时刷新一次邮件，没有被通知明天的行程被取消，也就是说极端天气终于过去了。
冰岛时间1月16号的午夜，当我正准备看会儿视频睡觉时，那会儿应该是时间早上8点多，有朋友发来信息猛的问我还在不在冰岛，我回在，他立刻又问及我的安全，我一脸疑惑，他随后发来一条微博。
“两名中国游客在冰岛意外身亡”，在微博上刷了会儿新闻，短暂地上了热搜。冰岛警方给出的信息是：排除他杀可能，事发不寻常，年龄均为20岁左右。
翻看网友评论，两人出事的地点是无人管理的“飞机残骸”景点，因为恰好是一男一女，加上年龄很小，于是很多人猜测是不是听了《北欧是我们的死亡终站》这首歌，选择在这殉情，。
后来得到的信息是两人死因是体温过低，我对自己的猜测更加确信。事情发生后，在冰岛的中国游客一直在讨论，极端天气那天大家都没把自己的生命去冒险。
我们大概推理出了出事两个人的过程，两人没在意极端天气或也没有检查邮件，那天依旧选择自驾出行，可能是想去追一场极光。
“飞机残骸”景点只能徒步走过去，从停车场到景点大概有4公里左右远，四周一望无际没有任何标识，遇到极端天气，两人无法回到停车场，最后只能冻死在寻找车的上。
正因为考虑“飞机残骸”景点风险很大，所以我们这次行程中没有安排。国内的网友一部分在惋惜，一部分带着有钱没处花的意思杠，一部分给死亡添加浪漫色彩。
当时在冰岛的我，只觉得幸运。有一趟行程中，因为我们坐后排下车时没有听清司机的话，只听到他要去加油，当我们要回程时，车迟迟不来，当时已经天黑，旁边是悬崖和大海，除了我们几个中国游客外，还有一个徒步来的意大利男人，正坐着煮面。
前一天大家还在纷纷讨论两名游客在冰岛意外身亡的新闻，今天就感觉自己离意外很近。天黑的很快，正当我们准备让意大利男人帮我们打电话联系大的时候，车终于回来了，原来司机在的另一段等我们，这个信息我们所有人都没听到，司机在另一端提心吊胆，我们在这边六神无主。
冬天的冰岛更显得像白色的，高耸的雪山和峭壁，望不到边的平原，人口稀少，每三公里才有一个人。人类在这样的自然景观下，就像一只蚂蚁，生命对于山石大海来说，太过渺小。
冰岛游客的新闻很快就淡去，1月18号的时候，我开始关注到国内的疫情，和同行的伙伴商量回国的时候要买点口罩。因为互联网工作的惯性，即使在国外，我依旧有很多时间在网上冲浪，对疫情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把信息分享给同行的伙伴，一开始她们还只觉得我过度恐慌，直到我们准备回国的时候，1月22号开始，她们在自己的信息圈里也感受到了疫情的严重性，再也不觉得我是过度。
我们在挪威奥斯陆机场，到处寻找买口罩的地方，唯一一家药店里的口罩已经卖光，店员还特意说都是被中国游客买光的。没有口罩的不安全感让我坐立难安，离登机还有3个小时，我选择坐车去城区买口罩。
当手上拿到口罩的时候，我才一点，整个飞行过程中，我们都一直戴着口罩，即使是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
从莫斯科到上海这一程的飞机上几乎都是中国人，飞机上谁咳嗽两声我们心都一紧。到浦东机场后，机场已经开始体温测量，大部分人都戴上了口罩，但小小的免税店依旧挤满了人。
我的行程是先到上海朋友家，隔天我们再开车一起回老家。那时候疫情已经开始爆发，23号武汉开始封城。
上海那天天气阴沉，出门下着小雨，当我们开出上海的时候，高速上下起暴雨，一刷疫情实况又增加了十几例，朋友的爸爸打电话来说传染病太严重了，我们要不就不要回来。
雨越下越大，车尾甩起的水雾从后面看就像大剂量的消毒喷雾，整个城市陷入一种感，我们都在说，要不掉头回上海吧，即使有事上海医疗条件也比家里好，说完大家都陷入沉默，恐惧和团聚两种心情交错复杂，沉默的片刻感觉大家都要哭出来。
即使我们坐在车里，依旧觉得死亡离我们很近，手机里不断上升的数字，即使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数字背后，一个生命的消失，一个家庭的，有人不停在死这件事，不断牵扯着我们的神经。
开了11个小时，我们终于都回到了自己老家。小地方信息传递的慢，直到大年初一，下通知取消所有的酒席和串门时，所有的亲戚才明白那几天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这件事的严重性。
不出门的那几天，不知道哭了多少次，不记得是看到大哭的医生，一张印满的请战书，妻子要去一线哭着在车外说“我爱你”的男人，把自己所有存款捐掉的老人，还是见不了最后一面只能对着殡仪车哭喊妈妈的女儿...
，，同情，悲伤情绪在互联网上翻涌成大海，一浪翻过一浪，混杂交错。我还是在靠运气活着吗？这时候已经不是了，我还活着，是因为很多被交付出去，作为代价，保全了剩下来的人们。
“我们要付出多大代价”，同一个问题，新闻周刊时期已经问过，17年后，我们依旧再问，“我们要付出多大代价”，为什么在这个社会里，做一个的代价这么高？
我不知道这一秒，又有多少人被宣告死亡，多少人拿到确诊书，多少人正为一张空床位四处求救，他们对于我来说是陌生人，他们的痛苦我无法完全体会，但同样是人，他们又凭什么要遭受这些，我又凭什么可以健康地坐在桌前表达我的个人情绪。
我们都是极其平凡的普通人，如果头上有，那也只是因为是个善良的人。我到底可以做什么呢？从一开始我不断问自己这个问题，我没有学医，没有钱，没有资源。
李文亮医生病逝后，凌晨1点我出门在小区里走了走，我能做什么呢？我只能自己永远记得2020开年的这几个月，要一直说真话，要记住今夜拽紧拳头的感觉，要做一个正当的，做一个善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