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日辉：数据是推动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数据安全已成为事关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出台《数据安全法》，是按照部署和贯彻落实总体观的要求，切实保障国家数据安全，推动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一是平衡数字经济创新与数据安全的关系。数据与土地、资本、劳动力及技术一起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五大基本要素，而且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近年来，各类数据安全事件频发，对个人隐私、网络诈骗、大数据杀熟、企业权益扩展等个人财产安全、经济安全和提出了挑战。所以，《数据安全法》统筹发展和安全，既关系数字经济的健康、安全、可持续发展，又关系到个人、社会，乃至。
二是促进数字经济领域的新业态新模式。数字经济是未来的经济形态，如何安全地利用数据促进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成为抢占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的重要举措。促进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发展，是《数据安全法》的价值取向之一。在鼓励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保障数据依法有序流动的前提下，国家实施大数据战略，制定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支持数据相关技术研发和商业创新，促进数据安全检测评估、认证等服务的发展，培育数据交易市场，支持采取多种方式培养专业人才等。完善数据安全治理体系，才能发挥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进而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数字经济。
三是《数据安全法》与已有法律法规构建完善的数据制度体系。近年来，我国已制订了《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民》，《数据安全法》积极回应了时下国内外数据竞争和的关键问题，与已有法律法规共同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数据领域的法律体系。
四是的需要。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是《数据安全法》的目标之一。2020年，我国发出《全球数据安全》，全球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的供应链、安全、稳定，呼吁打造数字命运共同体。确认数据要素地位并优先立法的国家，能够占据国际数据竞争市场高地，《数据安全法》基于国家总体安全观，既切实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又探索在全球数据安全、利用安全前提下促进国际合作。
总之，从、经济安全、经济发展、国际合作等角度，数据安全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数据安全已处于非重视不可的关键时期，《数据安全法》出台是形势。
刘权：从国际角度看，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成为人类社会和发展的基础性战略资源，深刻影响着国防军事能力、经济运行机制、社会生活方式及国家治理能力，国家之间、企业之间对数据资源的争夺日益激烈。和企业对数据资源的价值与意义已经形成共识，新一国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数据增强全球影响力和主导权。因此，数据安全问题日渐被重视。
欧盟、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近几年纷纷出台或修订数据保，以加强本国或本地区数据安全。对数据安全的认知，已经从传统的个人隐私上升到的高度。数据已成为与和国际竞争力紧密关联的一大要素，而数据跨境流动、数据隐私等已成为在数据领域制约他国的一项重要工具。因此，我国在数据安全领域专门立法保障数据安全性迫在眉睫。
从国内角度看，一方面，在数字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趋势下，数据已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数据安全也日益引起国家高度重视，在我国相继发布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2015)、《科学数据管理办法》(2018)、《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2020)以及“十四五”规划(2021)中，均提出发展数字经济、加快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应把保障数据安全放在突出的重要思想内涵。出台数据安全法是形势。
另一方面，随着数据价值的愈加凸显，数据安全风险与日俱增，为我国的社会安全、经济安全、安全甚至带来隐患。面对数据安全日益严峻的态势，出台数据安全法着力解决数据安全领域的突出问题、提升我国数据安全治理能力是众望所归。
从国际来看，随着数字化应用的普及和推广，数据安全泄露带来的风险不断提升，特别是重大跨国性数据犯罪带来的损失与日俱增。目前，全球发达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欧盟、日本、韩国，都有相应的数据安全法律规范，数据安全立法基本已形成国际惯例。随着互联的不断深入，跨境数据流动也会更加频繁，因此必须尽快完善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以企业和个人的信息安全。
从国内发展来看，近年来，数字经济对P贡献率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占P的比重从2005年的14.2%提升至2019年36.2%，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为社会经济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特别是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数字经济在拉动内需、促进就业等方面表现突出，展现了其作为新生产要素拉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因此数据安全能够有效保障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十四五”规划也明确提出“加快推进数据安全、个人信息等领域基础性立法”，《数据安全法》的出台更加符合国家战略要求。
中国经济时报：由于数字技术促使数据应用场景和参与主体日益多样化，数据安全的外延不断扩展，数据安全治理面临多重困境。当前我国数据安全面临哪些难点、痛点?
一是数据确权是任务最艰巨的问题。明确数据产权或权属问题，即明确个人数据、公共数据、国家数据、数据要素市场主体的数据权，是数据交易的前提。没有明确的产权界定，数据的流通和交易无从谈起。目前，我国法律关于数据产权的仍为原则性，数据产权规则不清晰，可能会导致多方数据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必须建立健全数据产权的细化标准规范和规则。
二是数据定价是最复杂的问题。数据必然会成为可进行交易的商品、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与资产，但数据资产的确权和定价的研究刚刚起步。在数据的交易过程中，数据价格的生成机制应该根据其交易模式来设计，但数据究竟能给使用者带来多大的回报，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采用现有的直接法和比较法进行资产评估，都存在缺陷。
三是数据利用监管是最的问题。民，除非经人明确同意，数据处理者不得利用自然人隐私。数据在采集、使用和存储全生命周期中，如何有效个人隐私问题、消除大数据“杀熟”、防范数据泄露风险、解决数据流转的监测和溯源问题，都是数据拥有者担心的问题。
四是数据要素收益分配是最核心的问题。理论上说，数据资本可以为企业创造价值，数据要素变成要素资本应该按贡献程度参与收益分配，一种合理的产权安排应该产生最优的激励效果，进而让资源得到最有效率的配置和使用。但是，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制度框架、法律规范和操作流程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刚刚起步。
刘权：第一，数据贩卖侵害个人隐私问题。目前，数据贩卖已成为大数据产业的灰色地带。数据贩卖通常有三种情况，一是外部者利用爬虫等技术窃取并倒卖个人数据;二是“内鬼”倒卖个人数据，成为非法数据交易链源头;三是平台之间实施暗箱操作，通过数据兜售进行数据商业变现。在数据价值利益的驱动下，数据贩卖产业链使个人隐私安全面临挑战。
第二，互联网平台企业滥采个人信息并实施数据垄断问题。随着数据安全内涵的延伸和扩大，除了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等数据本身的安全之外，对数据合规地进行收集使用也成为了数据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由于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业务大都由数据驱动，商业推广、精准营销、产品迭代等均依赖对数据的海量收集和开发利用，数据成为了平台企业发展和盈利的核心引擎。基于数据收集使用创新商业营收模式、实现利益最大化，成为了各个平台企业追逐的商业目标，由此也引发了个人信息滥采、数据垄断等数据安全风险。例如，移动应用强制授权、过度索权等，用户个人信息自主权;基于数据垄断优势进行“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消费者属虎的属相婚配表权益。
第三，数据权属争议大，数据产权难确立问题。数据产权建设是数据安全治理的基础部分，也是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建立健全数据资源产权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然而，由于数据的类型复杂、边界模糊、性质多样，数据相关体系复杂甚至冲突，导致数据产权确立困难。数据产权未确立、数据边界不明晰、数据利益分配模式存在缺陷等问题，容易引发数据贩卖、数据无序竞争等现象。
李佳璐：从数据本身的特性来看，其属于虚拟世界中存在的要素，在价值实现方式上呈现聚合性等特点，因此在数据的生产、采集、处理和共享等各个环节均有可能出现问题。
我国目前数据安全来自于多方，既有外部带来的直接损失，也有由于数据存储方式不当、流通安全系数低、数据隔离上出现重大泄露等带来的额外损失，这就增加了数据治理的深度和广度。同时，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模式的快速应用与革新，造成了技术更新换代与数据安全升级的割裂，往往越先进的技术越会在数据安全方面存在不易觉察的漏洞，加之部分企业在数据管理方面一直没有建立规范、严谨的配套流程，增加了数据安全的难度。
此外，我国个人社会征信体系仍不完善，在互联网交易方面存在风险，及网络钓鱼、信息污染等问题;数据孤岛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数据安全的成本，提升了信息、网络犯罪执法难度。
中国经济时报：《数据安全法》如何才能落到实处，中国的数据安全以及消费者最关心的个人信息安全?
一是国家和地方加快出台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省级以上人民既应当将数字经济发展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根据需要制定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也要在国家和地方的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体现数据安全落实的具体措施。
二是加紧出台数据分类分级的可操作性措施。在各行业已进行行业数据分类分级标准制定的基础上，根据《数据安全法》对不同级别数据的采集、传输、使用、删除、做出详细的要求，提高数据分类分级的科学性、合以及可验证性。要推动企业做好数据资产盘点和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掌握企业数据安全现状，包括数据类型、风险级别、当前安全能力等方面。
三是营造数据交易和流通的数字生态。支持数据和资本结合，推动数据的交易流通、要素化大规模发展。国内目前已有的三十多家数据交易中心或交易所，应该加快探索步伐，大胆创新。
四是支持更多前沿技术的研发投入并使用到数据领域。通过隐私计算技术、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区块链和智能合约等数字技术使用，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提高数据分类分级的效率和准确性，保障数据在流通过程中的安全，促进数据的流转和交易。
五是组织开展数据安全教育培训。在、行业、企业和社会多个层面，开展不同形式的教育培训工作，从理论、政策、技术、解决方案等不同角度，宣贯《数据安全法》。
刘权：一是加快制定《数据安全法》的配套法规，以推动法律制度落实到位。推动建立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备案、数据安全评估、数据安全管理认证、数据共享、数据出境安全管理等基本制度，进一步明确、平台等主体的数据管理责任。
二是探索建立数据确权制度。以《数据安全法》为重要遵循，在明晰数据分级分类基本原则，各行各业进一步厘清自身行业数据的类型、特征、性质等基础上，探索数据分类确权制度，并探索通过立法对数据产权归属进行界定。
三是加强数据国际交流合作，提升数据安全治理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积极参与并推动数字领域国际规则制定和完善，加强国家间数字领域政策协调，推动创新数字领域国际合作机制，增强数据安全治理国际影响力。
李佳璐：数据安全要更加重视数据治理，《数据安全法》的出台意味着我国在立法层面有了准则，但准则还需落到实处，切实在企业和范围内引起重视，才能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因此，要完善我国数据治理体系，首先，应在、机关层面形成一套统一、严谨的标准，做到对社会公共数据的有效管理，信息安全。其次，要加强对平台企业的治理，要求企业内部建立更加完善的数据安全管理机制，保障企业技术更新与数据管理能力提升相适应。可适当建立惩机制，鼓励企业增强数据治理竞争力，在全社会形成标杆示范效应，营造良好的数据治理。最后，要通过各种渠道普及数据安全基本常识，提升数据安全意识，从源头上防范基本数据泄露问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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